若金融机构不断扩大新增信贷，手续费率相应降低，但若减少新增信贷，手续费率就会相应提高。
在全球稳定币驱动下，主要国家央行纷纷将CBDC提上日程，BIS也开始组织CBDC的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工作。加密资产由于自身属性的限制，早期在全球治理中受到的关注有限，主要是FATF针对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提出的监管建议，G20直到2018年才开始注意到加密资产的风险。
加密货币（资产）是一种以加密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作为其感知或固有价值的私人资产，具有数字支付手段的特征，但是不受任何发行人背书。私人数字货币的治理重点在于加强监管以遏制风险。FSB还在2020着手制定G20加强跨境支付路线图，于当年4月和10月分别完成了第一、三阶段报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正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平台，主要讨论在全球可能产生广泛影响、迫切需要国际协作的重大议题，并指导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在这些议题下开展工作。CBDC的治理重点则在于标准制定以实现各国系统的互联互通。
数字货币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 根据前述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进展，可以总结出数字货币全球治理呈现全球化、全面化、体系化和集团化四大趋势。最后，我国要努力拓展多层次国际合作以应对外部压力。（三）加强对金融风险的联合管理 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过程中，还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全口径不仅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规模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范围，而且增加了以下内容：（1）养老金缺口等具有公共福利性质的债务（刘少波、黄文青，2008。为了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表现形式、规模风险和风险治理路径。本文参照郭敏等（2020）的做法，将地方国有企业负债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范围。例如，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需要以政府救助对冲经济下行风险。
表7展示了政府引导基金的行政级别差异。在允许社会资本参与政府项目投资的同时，加强对社会资本的监管，强化信贷资产管理，管控好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
其中，县级城投债的发行数量和发行总额超过市级城投债。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土地出让情况，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来征地拆迁、进行三农建设、进行城市建设和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最低值估算结果显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规模占比仅次于地方融资平台。1.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财政风险。
可以看出，无论在西部、中部、东部还是东北地区，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率和隐性债务率均不断增加，同时不同地区的差异较大。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地方政府总债务规模的风险等级有所提高。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融资，一方面，将土地资产注入融资平台，通过扩大融资平台的资产规模提高融资能力。统计结果显示，县级政府城投债发行规模较高，具体而言：（1）从2015年起，市县级城投债发行数量和发行总额均超过省级城投债。
一方面，由于存在基础数据可得性等问题，现有研究多从地方融资平台等单一口径进行测算，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低估。2022年以来，多地政府因违规举债融资、虚假化债等问题被问责。
（四）政府投资基金 政府投资基金一般规定地方政府的风险承担额度以出资额度为限。图1和图2对分别使用最高值和最低值两种估算方法测算的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平均隐性负债率和平均隐性债务率进行了统计。
单一口径主要包括：（1）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杨大光、李存，2014。为了全面测算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本文首先手工整理出融资平台名单。二、文献综述 现有一些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了规模测度（刘少波、黄文青，2008。结果显示：（1）从总量上看，隐性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张，增速明显放缓。（2）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率同样逐年上升。分税制改革对央地财权进行重新划分，导致地方政府出现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的局面。
由于这些债务的发生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本文不单独测算其规模。在计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可偿债收入时，需要剔除用于偿还显性债务的收入部分。
（2）上海和北京的城投债利差均处于低位。（五）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财政金融风险交织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仅存在财政风险，而且通过土地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放大金融风险。
（2）PPP项目、地方国有企业和棚改贷款债务规模占比较高。研究发现：（1）从总量上看，隐性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张，增长率明显放缓。
在此基础上，使用最高值和最低值两种估算方法，测算全口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另一方面，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在确保发行债券的风险等级符合实际的情况下，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规范发债、合法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基建稳增长。（三）风险评估 1.包含隐性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评估。本文将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范围，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债务违约率×政府救助比例。
由于地方官员任期远小于PPP项目运营周期，地方官员在利用PPP项目进行违规担保时，不用考虑任期结束后的项目运营情况。可能的解释是，2015年新预算法实行，2017—2018年整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政策相继出台，促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不断减缓，体现了中央政府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阶段性成果，有效抑制了隐性债务风险的传染扩散和风险等级的进一步提高。
按照风险特点和实际运行情况不同，将PPP项目分为政府付费型、缺口补助型、使用者付费型三类（见表1）。为了弥补四万亿（元）援助计划的配套资金缺口，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在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发展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2）棚改项目的公益性质强，难以达到收支平衡。尽管中央政府从2017年底开始全面整治规范PPP项目，其存量风险仍不容小觑。
本文发现，无论使用最高值还是最低值的估算方法，2017—2020年的地方政府总债务预期违约率均为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预期违约率测算结果见表9。第三，坚持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向，逐步降低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度。（3）在此基础上评估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和各省财政厅官网。（3）根据企业属性进行检查，剔除14家中央企业，得到3257家地方融资平台名单。
（二）从结构上看，地方融资平台是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 表5和表6展示了不同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2）从2019年起，县级城投债的发行数量和发行总额远超省市级城投债。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在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畅通房地产业循环。融资平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般为各级地方政府，因此融资平台存在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钟宁桦等，2021）。
